马忠文:甲午至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李鸿章

时间:2019-06-19

  33999.com姚记论坛东方心经马报图,据称清末官员陈夔龙在八十感怀诗中有“一生知己两文忠”之句,所谓“两文忠”是指李鸿章(1823 —1901)和荣禄(1836 —1903),二人死后都谥“文忠”。其实,以荣、李二人的地位,受其影响的远不止几个政治人物,他们与整个朝局都有重要关系。以往学界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中荣禄、李鸿章的作用和影响已多有研究,只是很少梳理荣、李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对政局产生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总体上说,在咸丰以后汉族督抚专权、“内轻外重”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满洲权贵虽然地位尊崇,但他们已失去昔日的权势和辉煌,不得不与湘系、淮系将领出身的地方督抚虚与委蛇,维持着满汉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不过,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的功勋和声望居督抚之首,以大学士总督直隶,掌控外交决策,地位远远超越资历浅显的荣禄。

  同光之际的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世家,以难荫入仕,因追随醇王奕譞创办神机营起家,仕途顺达,历官步军统领、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并长期办理陵差,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为内廷服务,赋闲数年后又改任京旗都统、西安将军,也属于旗员中的边缘角色,并无实权可言。从目前已知情况看,甲午前的荣、李关系大多局限在一般的公务层面,也不乏礼尚往来的私人交情,很难说有很深的政治交谊。

  光绪三年(1877),直隶周边发生灾荒,步军统领荣禄主持办理京城救济,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招商运粮入京平粜。时值九月,封河在即,李鸿章急派道员朱其昂设法赶办,陆续运米五六万石至津,并由陆路转运入京,岂料御史张观准上书参奏朱“私买京仓”,并请步军统领衙门查核。李鸿章认为这是言官毫无根据的“妄吠”,致函荣禄进行解释。经过核实,误会解除,平粜之事得以持续到次年三月。荣禄则因神机营添设机器局,通过恽祖祁请李鸿章派员襄助,李推荐江南制造总局的升用知府华蘅芳,称其“精通机器制造,堪以委任,届时酌量咨调亦可”,给予了支持。显然,这些都属于公务方面的相互支持。

  光绪五年(1879),发生礼王世铎在直隶涞水的圈地佃户欠交地租的争端。礼王与荣禄本是姻亲关系,因懿亲身份攸关,自然不便亲自出面交涉此事,遂由荣禄向李鸿章说明,并寄来“礼邸圈地图二纸”,希望派员核查。李很快派人前往涞水,督同涞水县令,解决争端。似乎礼王府也做了让步,同意“酌减新租,缓催陈欠”,“该佃户等仰戴宽仁,感激悦服。以后租项,谅可年清年款,不至仍前拖延”。事竣,李鸿章专门致函礼王详述原委。没有荣 、李之间的沟通,便不会有如此结果。

  不过,对于受到御史参劾、处境被动的荣禄,李鸿章仍是公事公办,并不徇私。光绪五年五月荣禄主持的陵工完竣后,七月二十三日,御史甘醴铭上奏称北城正指挥韩士俊以实缺地方官充当万年吉地工程处供事,是荣禄“徇私情滥调”的结果。奉旨查核,结果荣禄被“交部议处”。十一月二十九日,御史孔宪瑴再次上疏,参奏荣禄贿保被革职的前直隶任邱知县马河图派充陵工监修,以工竣保案得邀请开复,请求降旨将马河图保案撤销,并请饬直隶总督李鸿章明查该员劣迹。上谕命“著李鸿章查明具奏。”这项指控直接关系到对荣禄的惩处。当时官场腐败,内务府风气更坏。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坚持秉公办事,在复奏中,称马河图前在直隶任丘县任内,对境内受灾村庄,“并未亲诣踏勘,殊属玩视民瘼”,于光绪元年已被参革职。马河图案件即被交由刑部审办,荣禄也牵涉其中。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七日,经兵部尚书广寿、沈桂芬等奏准,“比照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保举,降二级调用例”,将荣禄降二级调用。有迹象表明,荣禄这次受黜是军机大臣沈桂芬暗中操纵的,李鸿章对此中内情或有了解,但事后并未因此改变对荣禄的态度。

  荣禄赋闲后,与李仍有往还。其堂兄荫禄(字士奇)由世职改捐通判,长期在直隶候补,曾任宁河、建昌、邯郸知县等。光绪九年(1883)十月,荣禄为荫禄请托,以“高堂日暮,望切倚闾”,希望李鸿章设法安置,李承诺令直隶布政使黄彭年(字子寿)“设法妥结”。岂料,十月,荫禄突然病逝,李鸿章专门致函荣禄表达慰问。李鸿章曾告诫其子经方,京城中“凡与我交情亲密者……不妨先往拜,泛泛者宜少应酬,无益且恐有损。”“(荣)仲华交好二十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这些细致的交代,说明荣、李交情渐深。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荣禄被任命为西安将军。这是荣禄首次出任外职。

  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又开始新一轮的练兵活动,仿照神机营的办法,添练洋枪步队,称“西安威远队”。神机营管理大臣庆王奕劻也予以积极支持,派遣教官来教习西安满营兵丁。但是,军饷短缺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神机营在拨付首批枪械物资时即明确表示,“此后常年所需火药等项应由该将军自行酌筹办理”。因陕西没有机器局,欲往上海采购又无款项,于是,荣禄不得不函商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北洋筹划接济。经核算,“统计每年共需枪药六千磅,大铜帽四十二万粒,五钱重铅丸二千八百十二斛半”,李鸿章同意自光绪十九年起由局照数分别筹备,由荣禄派员前往天津领取。上述军械物资合价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一两多,作为北洋协拨之款,无须给价。荣禄对于李鸿章“不分畛域,力顾全局”的做法极为感激,专门上奏禀报。这是甲午战争前二人公私兼顾的一次重要合作。

  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加深了民族危机,促动了变法维新的兴起,也改变了甲申易枢以来清廷的政治格局。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批评中枢在对日和战决策上的失误,很快唤起大批京官的积极附和,声势浩大的清议势力再次兴起,成为影响朝政重要力量。慈禧和光绪帝的分歧与矛盾也开始显现。在朝野舆论的推动下,经过慈禧允准,九月初,恭王奕訢复出,主持大局,前来参加万寿祝嘏的西安将军荣禄在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和重组过程中,担纲重任,赢得了新的历史机遇。

  荣禄于九月十二日抵达京城,不久奉旨接替福锟任步军统领,这是恭王调整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十月初五日,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庆亲王奕劻帮办军务;荣禄奉旨与翁同龢、李鸿藻、右翼总兵长麟会同商办。同日,设立巡防处,仍派这六人“办理巡防事宜”。次日,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正白旗汉军都统,由此进入京职系列,一年后调兵部尚书。

  此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处境却日益艰难。战争爆发后,淮军接连挫败。十二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授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诸军,云贵总督王文韶奉旨帮办北洋军务,李鸿章的统帅身份被解除,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威海失陷,北洋海军覆灭,日军气焰更加嚣张。因京津门户洞开,盛京陵寝危急,清廷被迫加快议和的步伐。先是,日方以全权不足为由,拒绝接待张荫桓、邵友濂。清廷只得任命李鸿章前往议和。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达马关,次日开始谈判。三月初七日,日本提出清廷承认朝鲜独立,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赔偿巨款、增开商埠、允许日本商务利益等和谈条件。二十三日,李鸿章奉旨在草约上签字。次日自马关回国,二十六日回到天津后,便请假养伤。闰五月假满后又受命与王文韶续商有关中日和约事宜。然而,京城中的清议人士仍不甘休,坚决要求将其治罪、罢黜。七月初九日,李鸿章入京陛见。光绪帝召见时仍有责难。更为可惧的是,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严参李鸿章,这恐怕是有清一代绝无仅有的大参劾了,清议人士倾巢出动,与掌院学士徐桐的支持怂恿有关。是日有旨,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于没有其他兼差,李鸿章在朝中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战争结束后,练兵成为自强的首要任务。清廷决定将淮、湘、毅各军各留三十营,其余营勇均裁汰;同时,决定在督办军务处主持下编练“洋队”。最初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十营。十月,督办处奏准改令道员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从而迈开近代军事改革的重要步骤。

  甲午至戊戌间是督办军务处事务最为重要的时期。荣禄虽不入枢,但兼任总署和督办军务处,当时能够参与军事、外交、铁路等要政决策的,除了恭王、庆王、翁、李之外,只有荣禄。像李鸿章这样功勋卓著的老臣,却无权参与军政决策。刚毅虽然入枢,但班秩最后,且不兼总署、军务处,礼王、恭王不具体过问政事,翁同龢受到猜忌而变得谨小慎微,李鸿藻年迈多病,荣禄成为这个时期隐操政柄的实权人物。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大学士额勒和布致仕。四月,经慈禧首肯,昆冈升任大学士,荣禄以兵部尚书升协办大学士。翁在日记中说:“昆冈有服而大拜,荣禄在后而协揆,皆异数也。”荣禄后来居上,一路飙升,不仅与李鸿章形成明显对照,就连有帝傅之尊的翁同龢也大发感慨。

  当然,李鸿章也在努力改变不利处境。甲午战争中清议势力大振,主战拒和,对中枢也造成极大压力。因言论波及两宫关系,引起慈禧愤怒,发誓“定将此辈整顿”。中日议和后,慈禧对清议领袖、帝傅翁同龢十分冷落。乙未十月以“离间两宫”的罪名将与翁氏关系密切的侍郎汪鸣銮、长麟革职,便是对翁的警告。李鸿章不失时机,暗中促动对清流的进一步打击,借以重振威望。为了迎合慈禧,他唆使姻亲御史杨崇伊,先是在乙未十二月参劾由李鸿藻、翁同龢门生联络建立的强学会,攻击该会“大干法禁”。丙申二月,杨又参劾被慈禧忌恨的侍读学士文廷式,最终文被革职回籍。在此前后,清廷确定派李鸿章作为专使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趁机联络两国邦交,这一决策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由于两宫信任,丙申九月在签订《中俄密约》并游历欧洲各国回国后,李鸿章便奉旨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获得参与清廷外交决策的权力。

  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发生的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为标志,翁同龢开缺、中枢调整、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以及随后出现的“己亥建储”等一系列政治变动,接踵而至,使清廷朝局发生了自辛酉政变以后最大的逆转,以致出现了废黜光绪皇帝的传闻。清廷内部守旧势力回潮,京城笼罩在一片顽固愚昧的氛围中。政变前后满汉矛盾、新旧矛盾、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都异常突出,并且交织在一起;列强掀起的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在这个多事之秋,荣禄的地位和权势却进一步加强。同时,为了应对危局,荣禄与李鸿章之间也在很多问题上有所默契,对朝局走向产生的重要影响。

  李鸿章进入总理衙门后,急于恢复决策影响力,与长期在总理衙门掌握实权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产生了尖锐矛盾。在第三次大借款和胶州湾事件后中德交涉中,二人争斗激烈;李鸿章的亲俄政策,导致俄国军舰被“邀请”进驻旅大地区,造成俄德勾结强占中国港口的不利局面。这激起朝野各界的强烈反应。由于办理外交举措失当,戊戌年春,李鸿章与翁同龢、张荫桓一起,均遭到言官的严厉参劾。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病逝,二十七日,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慈禧和光绪借此对整个中枢和北洋班底进行了一次大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荣禄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地位更加重要,所遗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由刚毅接任;崇礼接任刑部尚书、步军统领。四月二十七日,上谕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奉旨“来京陛见”,由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五月,王文韶补户部尚书,兼枢译,接替了翁的职责,抵京的四川总督裕禄署理镶蓝旗汉军都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通过这次调整,满洲大员的权势进一步加强,荣禄完全取代昔日李鸿章在北洋的地位与权力。

  此时的李鸿章,在新旧斗争和英俄外交争夺交错的背景下,于戊戌年六月被皇帝赶出了总理衙门,参与外交决策的权力再次被剥夺。他对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听信张荫桓和康有为等人建议,推行的一些激烈措施不以为然。在此问题上,他和荣禄颇为一致,但是,他却拒绝介入拥戴慈禧训政的密谋。

  戊戌七月底,光绪帝罢黜礼部六堂官、裁撤通政司等衙门后,引起京城官员的极度恐慌。在一些满汉权贵的策动下,拥护慈禧训政、中止皇帝新政的密谋开始出笼,荣禄和庆王成为策划此事的关键人物。在这场风波中,李鸿章的姻亲杨崇伊又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变后有人称:“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以疏示李鸿章。李不肯签名。杨遂赴津,谋于荣禄。”对置身闲散的李鸿章而言,自然不愿意介入这场涉及宫闱的权力纷争。不过,在维护大局、消弭内乱的是非问题上,他与荣禄似乎又有共识。八月政变发生后,荣禄奉旨进京,向慈禧献策,不经审讯就处死包括军机四卿在内的“六君子”,目的是杀人灭口,消弭皇帝下达密诏的负面影响,极力调和两宫;同时减少株连新党以安定人心。为此,当李鸿章接受英国和日本建议,劝说荣禄向慈禧进言免去张荫桓之死,并为新党人物徐致靖说情时,都得到荣禄的帮助。

  荣禄在政变后进入军机处,却与枢中“元老”刚毅时有摩擦,办理政务时常受到掣肘;顽固派官员、大学士徐桐也参与朝政,李鸿章这位昔日的洋务领袖处境则更加尴尬。九月,慈禧懿旨派李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张汝梅勘察山东黄河河工。十月十七日出京,十月二十一日达济南。慈禧派年迈的大学士冒着严寒出京治河数月,自然说明朝廷对河工的重视,但是,如吴汝纶所分析的,也“有忌者出之于外”的因素。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河工事竣回京,李鸿章极力推荐多年的部属周馥为河道总督,主持治河,并与荣禄达成共识,但这一建议在军机处却遭受阻力。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口岸考察商务。十一月十七日,上谕命两广总督谭钟麟来京陛见,李鸿章署理粤督。次日,又令各省督抚悬赏捉拿康、梁。看来,李鸿章出任粤督确与保皇会活动有关。十二月初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鸿章出京,先乘火车到秦皇岛,乘轮船南下,十二月十二日,抵上海,经沪港,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广州,次日接任。这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得以远离漩涡中心,求得一时的安宁。

  李鸿章离开北京前,与荣禄有一次重要的会面。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帝颁布朱谕,宣告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嗣同治皇帝。同日,又上谕命溥儁在弘德殿读书,崇绮为师傅,大学士徐桐常川照料。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己亥建储”。当时朝野舆论盛传将要废掉皇帝,视“立储”为“废帝”的前兆。果然,数日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寓沪各省绅商1200多人,“合词电禀”总署,以为“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反对“立储”,并将电文登诸报刊。此事引起舆论关注。殊不知,按照陈夔龙的说法,即使这遭到众人攻击的“立储”之策,也是荣禄得到李鸿章的警告,劝说慈禧暂缓“废帝”而采取的折中办法。赵凤昌也称:“荣禄之谏止其事,更仗李鸿章之危词以促其成也。”可见,阻止“废立”,可能是荣、李二人平生最后一次会面中完成的一次重要合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荣禄身为首辅。统领武卫军,从开始主张“剿拳”到后来保持缄默,丝毫不敢违背慈禧意志,对清廷中枢决策失误、招致联军入侵,酿成惨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人曾有过切实的指责。七月二十日京城失陷后,荣禄未能随扈西行,而是逃离京城,抵达保定停留观望。此后两个月中,曾指挥武卫军进攻使馆的荣禄一面承受着来自列强的压力,不敢贸然参加议和,同时又受到载漪等人的排挤,无法顺利前往行在,进退失据,处境十分狼狈;此时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主持议和事宜的李鸿章由上海前往京城,成为慈禧依赖挽救社稷危亡的首要人物。经东南督抚谋划,荣禄在九月得以抵达西安,重新主持枢垣。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庚子年四月拳民闹教愈演愈烈的时候,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则密切注视着北方局势的变化,。五月初,保定附近义和团开始毁坏铁路。张之洞、刘坤一得知拳民毁路的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坚决剿办的主张。五月初七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希望他能与张、刘一样,“切实敷陈”,在荣禄、王文韶等人支持下,促使慈禧早下剿办的决心。但是,李的态度十分冷淡。次日复电:“清议不以铁路为然,正快其意,时事尚可问乎?似非外臣所能匡救”这里的“清议”系指徐桐等排斥洋人和洋务的顽固分子,长期遭受满洲权贵排挤的李鸿章义愤之外多少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心理。

  李鸿章对朝廷派刚毅、赵纾翘解散团民的活动,也不抱希望,以为“恐仍无济”。安徽巡抚王之春致电建议他迅速敷陈补救办法,李复以“内意主抚,电奏无益”答之,依然表现的很是决绝。虽然“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大局无法改变,可是,李鸿章对荣禄数年的练兵成就似乎很有期待,认为“荣(禄)拥兵数万,当无坐视”可惜,此时的荣禄,慑于慈禧、载漪等人的压力,早已不敢力谏。五月京城与外界电报中断后,东南督抚与清廷的联系受到严重影响,京城公使馆与津沪领事的联系也中断。谣言盛行,很快造成恐慌。西方列强早已虎视眈眈,大沽口外的外国军队迅速集结,积极备战,准备前往京城解救“使臣”。外患压境,清廷借拳攻洋的决策已是箭在弦上。尽管五月十九日慈禧决定调李鸿章“迅速来京”,以应对危局,但是,二十五日的宣战上谕却使形势再次恶化。虽然荣禄在京内,百般谋划,但和战皆不可恃,无法挽回溃败的惨剧。。

  京城陷落后,荣禄率部于七月二十六日退守保定。此前,二十三日,两宫逃离北京抵达怀来时,虽不知道荣禄的下落,仍谕令荣禄与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此时,荣禄也不知两宫的确切行踪,他与崇绮、董福祥会合后联衔上奏,拟派董福祥率兵前往追赶护驾,荣禄本人与崇绮则先到保定,召集整顿队伍,养复锐气,恭候谕旨,再相机进取。。时人曾评论说:“两宫途次有诏,派留守大臣荣文忠居首,盖端、刚辈犹忌之,不使随扈。时荣已经出都,既不敢违旨,又察之外人以武卫军尝攻使馆,亦不满于己,故徘徊中道者良久。其云收集军队者犹托辞也。迨端、刚等罢枢直,荣知朝纲已正,始驰赴行在,协筹善后之策。”这段评论大致准确,却不知李鸿章和东南督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慈禧命荣禄留京参加议和的同时,东南督抚也认为荣禄是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议和的合适人选。八月初一日,李鸿章致电行在,以日本外相青木提出要求为由,请添派荣禄与庆王、刘坤一、张之洞一起,同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不过,荣禄本人并不愿参加对办理交涉,他还通过袁世凯转告李鸿章:“傅相请添派,自无辞理。但里边无人主持赞襄,掣肘堪虑。”李鸿章认为荣相“所虑极为周密”,于是改变计划,推动荣禄迅速返回行在。十七日致电荣禄,建议他“尽可以各国谓团攻使馆有甘军在内为词,恐涉嫌疑,请暂留行在”,并称:“辅翊两宫,再造社稷,仍不能不仰望于公。务请速赴行在,披沥独对,以冀挽回圣听,国脉存亡,实系乎此。并乞随时电示,庶使开议稍有把握。”这是京城失陷后二人的首次联络,李鸿章劝荣速赴行在,密陈机宜,内外合作,尽快扭转形势。

  先是,八月初,慈禧命端王入枢,载澜充御前大臣。消息传来,令东南督抚感到情况不妙,推动荣禄返回行在越发显得紧迫。由于列强反对和舆论批评,闰八月初二日,慈禧又撤去载漪的军机大臣职务,并降旨将刚毅、赵舒翘“议处”。同日,任命前去勤王的江苏巡抚鹿传霖为枢臣。这时,李鸿章认为,“刚、赵果撤,枢辅非荣回不可。”初九日,李致电行在:“各使以围攻使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召回行在当差?”最终,还是由李鸿章说明了理由,奏请将荣禄召回行在。闰八月十三日,谕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所统之武卫中军,归李鸿章节制调遣。闰八月十六日,荣禄离开保定,经正定、彰德、卫辉,由潼关进入陕西,九月二十日到达西安。整整三个月后,在李鸿章支持下,荣禄得以重新回到慈禧身边,入参枢密。

  荣禄抵达西安后,很快收到李鸿章的来函:“台端重入,领袖枢垣,仁和(王文韶)、定兴(鹿传霖)两公,并有笙磬之雅,可无掣肘之患,深以为慰……吾曹渥被深恩,际兹厄运,惟有共矢愿力,冀补艰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耳。……联军已据保定,闻将逾正定而西。昨复电请速办祸首,庶可阻其西犯。董犹拥兵在近,必须妥为布置,以免肘腋之虞。”信中对荣禄返枢后的努力充满期待。

  但是,荣禄回到行在后的作为令李鸿章等督抚大为失望。虽然,在他抵达三天后便劝说慈禧发布处置“祸臣”的上谕,但是不仅对纵拳王公官员的处分不仅没有达到外国公使和东南督抚要求的程度,反而对“祸首”董福祥搁置不议,这完全是秉承了慈禧的旨意。九月二十七日,荣禄专门致电解释说:“严纶立降,虽未诛戮一人,而被禁被遣者永无释期,与死何异,似可平友邦之愤怼,启款议之端倪,然臣力亦竭矣。平情而论,两宫为天下忍辱亦云至矣。况乘舆播迁,京畿涂炭,圣容憔悴,宗庙倾危。惟望执事持悔祸惩凶之诏,亟与议款止兵,得早一日开议,两宫早一日获安,社稷苍生早一日蒙福,切盼切盼。”刚刚回到行在的荣禄,非但不能说服慈禧严惩“肇祸”诸臣,反而开始站在慈禧一边劝说钦差和督抚,体谅两宫苦衷,维护朝廷尊严和权利,这使东南督抚大为失望。二十八日,李鸿章致电军机处做出了强硬的表示,称“现在洋兵未撤,动辄生衅”,如不按照列强要求严惩肇祸诸臣,“必致枝节横生,全局糜烂”。次日又寄电荣禄:“执事虽已竭力,仍望披沥恳陈。……昨德使晤谈,告以端、庄等朝廷为难,实办不到死罪。彼谓将来只可自办。又,英、俄、法、美使照会,董于近日祸事最为首要,应即行逐退,且疑执事始终袒护。……事势危急,务望诸公慎重图之,力回天听,以维大局为幸。”如果这封电报对荣禄的批评和不满还算委婉的话,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李鸿章毫不客气,讥讽荣禄为“颇自居功,圆媚可鄙。”他对一贯善于逢迎慈禧的荣禄故态复萌显得极为蔑视。尽管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的吁请,慈禧后来在惩办“祸首”、处置董福祥等问题上有所让步,但是,偏安一隅的行在朝廷的威望却在缓慢恢复之中,这多少与荣禄回到西安为慈禧全力谋划有直接关系。

  清季对政局发生重要影响的满汉大臣中,荣禄与李鸿章,荣枯相随,政治境遇各有变化。通过甲午战后朝局的变迁,满汉关系的变化也在李、荣权势交替的过程中得以体现。长期办理洋务和参与外交决策的李鸿章经历甲午重挫后,努力想恢复以往的威望,并与后来居上的满洲贵族荣禄有所默契,但是,却无法改变最高统治者慈禧信赖满洲权贵主持大局的基本态势。一方面,在调和两宫关系、维护慈禧权威等重要问题上,荣、李完全一致,可是,面对庚子事变中慈禧袒护亲贵的行径,李鸿章敢于直谏的精神,令人刮目相看;而转危为安的荣禄很快故态复萌,忠实秉承慈禧意志。即使考虑到列强施加的各种压力,以及李鸿章长久以来被政敌指责“挟洋自重”的情形,儒家教育浸淫下李文忠的“忠”与八旗奴才荣文忠的“忠”,仍有本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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